Beyond在日本的日子 以及黄家驹的离开

不放气你

      我们一开始不会写流行歌曲,打扮得也很奇怪,和当时香港的流行乐坛格格不入。所以我们专辑的销量都很一般。后来我们开始尝试写流行歌曲。” 叶世荣说,“在相继发表了《大地》,《真的爱你》之后,我们突然红起来了,可是我们很矛盾。” Beyond以前可以整天埋头在排练棚里排练。1991年的时候,伴随着知名度的扩大以及对更大影响力的渴望,他们不得不去拍连续剧,上电视玩游戏,做很多和音乐没有什么关系的东西。“虽然红了,但是不开心,要做很多无聊的事情。”

      1991年4月,Beyond在香港的事业发展得如日中天,他们第一次踏足香港红磡体育馆举办演唱会。日本经纪公司Amuse的老板大里洋吉也在台下。演出后,Beyond和这位老板见了面。大里洋吉称赞Beyond在舞台上很有活力,歌曲的旋律很好,技术也不错。聊的时候,Beyond表达了对香港乐坛一贯的不满,以及对日本音乐环境的向往。“他说他可以带我们到日本发展,让我们做我们喜欢的音乐。”这在叶世荣看来,有种要到外国念书的感觉。  

      刘卓辉是和Beyond合作最亲密的填词人,Beyond的不少代表作如《大地》,《长城》的歌词都出自他手。在他看来,Beyond和Amuse的签约是一件一拍即合的事情：“1990,91年的时候Beyond在香港已经很红了,他们需要更大的发展。那时候Amuse刚好也在扩张他们的业务,在香港开公司,希望在日本以外的地方签些乐队。日本是一个大得不得了的市场。任何一个乐队发展到Beyond那时的程度,都会想去日本试一试,Beyond那时已经可以代表香港了。”  

      Beyond对香港过度商业化的乐坛是出了名的不满,黄家驹就曾有句名言：“香港只有娱乐圈,没有乐坛。”黄贯中觉得作为一个摇滚乐队,在香港生存很困难,他们一直希望可以找到一个大一点的天空,让他们生存：“我们那时的经纪人（陈健添）在1991年和Amuse签了合约,把我们卖过去。在我印象里,日本音乐发展的空间很大。”  

在黄家强看来,有日本的公司欣赏他们,让他们很高兴。“虽然我们也考虑过是不是要去日本那么远的地方,但是我们觉得香港的乐坛很难改变,用心做音乐也得不到尊重,一直很偶像化,到现在都是。”  

去日本,对Beyond来说,就意味着一切重新开始。黄贯中虽然觉得日本的音乐市场确实比香港成熟、多元化,但对自己的乐队有一天要跑到日本去发展,还是有些始料不及：“那时我们在内地、香港和台湾都已经做了很多努力,突然抽身去日本,现在回想起来我也觉得这个事情很奇怪。其实我到现在也不知道为什么一定要找个日本经纪公司。我从来没讲过要去日本。但那个时候因为要面对现实,根本没有选择。只要可以生存,那就去吧。”   

很快,他们就启程了。  


     日本的物价高,房子小。黄贯中还记得乐队初到日本时,第一天就一起去找房子。好不容易找到房子,连窗帘都没有,黄贯中躺在地上睡一个晚上,他用报纸铺在窗口上面,外面很冷,挡着阳光。房子很小,黄贯中个头不算高大,但他“可以用脚碰到任何地方,根本不用遥控器。”  

      那时Beyond的生活基本就是在日本录音,回香港宣传,然后再回日本录歌曲的日文版,在日本继续宣传。他们经常要留在日本两三个月才能回一次香港,最久要半年。而如果没有工作,他们的生活闷得让人发慌,黄贯中躲在家里看电影,每天骑一辆脚踏车,往返于住所与他家附近的录像带出租店,每天以四五套电影的速度看了不少偶尔有日文字幕的欧美电影,以及根本听不懂对白的日本电影。  

黄家强有时靠打电动游戏过日子：“你讲英文他们（日本人）不懂,我们又不懂日文,你可以去哪？都是这样过。”  

黄贯中形容他们那时是一个完全没有活力的团体：“我们四个住的很近,经常聚,然后每次去排练,‘又是你们几个!’每天的生活好像是印刷出来的一样,睡醒了不知道自己在哪里。自己不停问自己,我来这里干嘛？”黄贯中把这种状态理解为这是在一个新地方的新开始的一部分。但他开始忍不住借酒消愁：“我以前是滴酒不沾的,我在日本的时候就开始喝酒。那时候就是回家,脱鞋,手一摸就是一瓶酒,连杯子都不要,就这样一瓶下去,希望让自己不要想那么多,赶快睡,明天还有很多工作。”  

虽然Beyond每一个人都可以创作,但无可否认,黄家驹是Beyond那时绝对的创作主力,“按家驹的创作量他应该是很多很厉害,他一个晚上可以写10首歌出来。”但黄贯中觉得,家驹在日本时的创作量并不大,他自己在日本也没什么兴致弹吉他：“吉他放在那里就不想碰,整个人情绪有一点低落,有种寄人篱下的感觉。”

相对而言。叶世荣的性格比较乐观,他说Beyond最擅长的就是“苦中作乐”。不过这依然无法抵制语言不通以及文化差异所带来的沉闷感：“也是那时侯,我开始学抽烟,一抽就不能停了。”  


日本的生活和他们想象的一样吗？叶世荣思索了两秒钟,坚定的吐出三个字：“不一样。”那不止是异乡生活带给他们对环境的生疏感,他们在录制《继续革命》的时候,发现原来公司对他们的要求和他们自己对音乐的期许,也有很大差距。  

叶世荣撵灭了手中的烟,继续说下去：“主要是公司的立场。第一张唱片我们感觉有点不太高兴的是,我们很想做一些重型音乐。可是公司希望我们走流行的路线。”Beyond那时年轻气盛,难免和公司发生一些冲突,“慢慢我们才发现,日本也是一个以流行为主的市场,日本就是一个变大了好几十倍的香港。我们妥协了,为了能在日本学到更多音乐方面的东西,我们就听了公司的话。”  

Beyond在日本一共制作了两张专辑,《继续革命》和《乐与怒》,前者的国语版叫《BELIEF信念》,后者因为收录了《海阔天空》这首Beyond的大热作品,国语版干脆就叫《海阔天空》。  

《继续革命》的12首作品是从50多首歌里挑出来的,其中大概30首是Beyond在去日本前就写好的,唱片公司觉得不够,Beyond到了日本又创作了大概20首作品,这20首作品里有些歌多多少少能反映他们在日本的生活状态。  

黄家强拿起《继续革命》的歌词页,抻开又折叠,折起又抻开,正面反面看了两遍,然后说：“《厌倦寂寞》是我在日本写的,阿Paul（黄贯中）的《温暖的家乡》,家驹的《遥望》,都是我们自己的感受,内容都是关于想念。阿Paul比较直白,就是想家。家驹就是用想歌迷,想情人来讲,我也是情歌,‘你不在我身旁,我很寂寞’。”  

有人说《继续革命》里的《长城》和《农民》都很有民族情怀,其实这两首歌是黄家驹去日本前就写好的,词是交给刘卓辉填的。1992年的时候,刘卓辉已经在北京创办了大地唱片,他和Beyond的合作方式,通常是公司寄来小样,他就听着写歌词,然后再把歌词传真回去。Beyond从来没跟他说过好或者不好,等到唱片发行的时候,他的名字不出意外,都会顺利地被印在填词人的位置。  

有一天,刘卓辉收到了《长城》的小样：“我们之间的习惯是没有沟通。但‘长城’这个主题好像是当时寄来的磁带上就写着的,或者当时写的是‘万里长城’。他们有时会在小样上写一个临时的歌名,表示他们大概想唱这个主题。我听了音乐,觉得旋律很适合,就照这个方向继续作了下去。”  

1992年初,Beyond到了富士山山中湖的一个录音棚录制这张专辑。叶世荣说那是他这辈子第一次看见雪：“我们在那里呆了三四个月。每天就是在里面录音。因为是冬天,整个酒店就我们一帮人,包括工作人员。一条马路,两边是雪,然后伸出一条小路,通到酒店,挺阴森的。想到一部电影就是《闪灵》（Shining）。”  

《继续革命》的录音过程并不如想象中的顺利。在香港的时候,Beyond都是自己搞定编曲,到了日本,公司给他们安排了一个专门负责编曲的制作人：梁邦彦。叶世荣说：“我们第一次和制作人合作。他把我们的很多东西改变了,整个味道都不一样了。有可能是我们经验的问题,后来录音的时候才发现,他做出来的效果也特别好特别美。我们那时候比较年轻,火气比较大,稍微改变一点自己的想法就不接受。后来唱片做完之后仔细地去听,对我们音乐的帮助也挺大的。”  

黄家强表达了相似的看法,：“那时我们不太喜欢他帮我们编的东西,太软了,可能是唱片公司的要求,不太适合我们的个性。但我后来自己去听《继续革命》这张唱片的时候,我觉得也很好听,没有太大的问题。刚转变的时候会觉得适应不了,但慢慢觉得只是风格不同,就是一个学习的过程。”  
正如家强所说,梁邦彦的出现,归根结底还是公司的需求。“做《继续革命》时,我们和公司的分歧比较大。公司希望我们做一些软性的摇滚,我们那时是比较硬的,刻意要转变我们的风格,我们是有点难受。”  

火气最大的黄贯中一时冲动,居然对老板发了脾气。10余年后,他仍然可以绘声绘色地重现当时的情境：“我肯定发过脾气,我知道,我是第一个发脾气的,对着我们的大老板。他让我们听很多日本的乐队,然后告诉我,我们日本人会这样做,我们日本人会这样想,我们日本的乐队是怎样怎样,结果我就突然忍不住冒出一句,‘你永远告诉我们日本这样这样,你为什么要老远费力气去签一个香港的团回来,把他们都变成日本人,你这样是不是很矛盾呢？’他的脸变黑了,我就知道我说错话了。”当时所有人听到黄贯中这句话,都倒吸了一口气。在日本,艺人从来不敢和他们的老板这样顶撞。  

录音完成之后,Beyond就回香港做宣传活动。那时香港的机场还在九龙。接飞机的歌迷来了好几百人,一度在机场造成混乱。毕竟香港的歌迷们已经有三四个月没有见到他们了。叶世荣形容那是“衣锦还乡”的感觉：“就是念书念到假期,回家了。现在有一个完成的产品,就是《继续革命》。很多传媒都问你们在日本学到什么了,我们就给他们听一下专辑。很多人都感觉非常棒。我们的编曲,我们的录音,真的比以前进步不少。”  

然而对于初探日本市场的Beyond来说,《继续革命》注定成为一张叫好不叫座的唱片。“没有成绩。”黄贯中努力回想这张唱片在日本的成绩,居然毫无印象：“根本讲不出个成绩来。既然已经来到这了,还可以怎么样。我不可能变成一个日本人嘛。我快分裂出另外一个自己了,另外一个非常摇滚的黄贯中,站起来问自己：‘你现在他妈的在干嘛？’‘我希望把香港的摇滚乐带到日本来啊。’‘你还要把香港的音乐带过来？你现在都快变成日本人了。’然后我就痛苦地大喊：‘我没有！’”   

Beyond不是一个轻言放弃的乐队。Beyond在1986年自资发行的第一盒磁带《再见理想》,卖了2000张,在当时在地下乐坛是很好的了,但放到整个香港乐坛来看,2000张的销量不过是谭咏麟唱片平均销量的千分之一。到了90年代初,他们的唱片销量已经与流行歌手不相上下。  

对于成绩的事,叶世荣早就想通了,对他来说,在日本弄出一些成绩,是需要时间的。他更享受的是学习的过程。  

1年之后,事情有了好转。1993年的时候,虽然Beyond还是必须写一些流行歌曲交差,但Amuse不仅给了他们更大的投资,也给了他们更大的创作空间。录制《乐与怒》这张唱片的录音棚从富士山的“小木屋”转到了租金昂贵的日本市中心。《海阔天空》动用了50人的弦乐团,Funk味道的《爸爸妈妈》找来了小号手,港式无厘头搞笑的《无无谓》是乐队对雷鬼(Reggae)音乐的尝试。  

有一天,叶世荣去租录像带,店里放的音乐居然是《遥远的梦》（《海阔天空》的日文版）。他意识到,他们在日本成名在望：“在路上偶尔会有人认得我,证明我们在日本的宣传做得不错。那时觉得什么都很有希望。”虽然和《大地》,《真的爱你》等歌曲在香港的影响力毫无可比性,但《遥远的梦》给Beyond带来了相似的后果：公司需要他们上一些和音乐无关的游戏节目,进一步提高知名度。  


叶世荣记得1992年他们在日本还成名无望的时候,做的宣传反倒和音乐比较密切相关,他甚至记得日本的记者非常专业,会把他们的资料翻得一清二楚。不过1993年《遥远的梦》在电台播放之后,叶世荣说：“可能因此公司更需要我们多参加宣传,多争取曝光机会,所以我们要上一些流行的电视节目。”  

说到这,黄贯中的语调明显提高了不少：“不是说来日本就是因为有大一点的天空吗？大一点的天空不就意味着来这边就不用玩游戏了吗？结果不是的,一来就是玩游戏。为什么会这样？晴天霹雳！原来日本这个市场比我们香港更企业化,原来日本的摇滚是一个假象,原来比香港那一套更烂！我有这种感觉,但不敢讲。我们经纪人当时安慰我们,给我们很多理由。好吧,既然我已经是肉在案板上了,现在抱怨也没什么用了。”  
黄家强虽然也很抗拒上娱乐节目,但他信了公司给他们的解释。在香港,他们通过类似的方式让更多人听到了他们的音乐：“在日本,我们是新人,当我们在香港是新人的时候,我们一定要做那一套,而且也做了很多,我们心里当然不想做,但是我们能够在香港做,为什么不能在日本做？如果能够成功地宣传我们的音乐的话,为什么不能做？”

黄家强也承认,那一段时间他们斗争的很厉害,每天都和经纪人公司吵架：“但我们也不是那么强硬的人,我觉得如果你们觉得真的需要做这个节目,我们会配合。我不想讲太多中间的事情,为什么要做这个节目？比如你给富士电视台这个面子,他们可能也会帮你,就是这样。”  


刘宏博在Beyond发展初期,就和乐队成了要好的朋友,几乎在每一张Beyond唱片的感谢名单里,都可以找到他的名字。他现在是黄贯中的助理。黄家驹出事的前一个晚上,刘宏博留在Beyond香港的排练室“二楼后座”里弹吉它,正好接到家驹从日本打来的电话：“他们有时会打电话回来,毕竟在那边太无聊了。我们开始先是话家常,后来家驹越说越气愤。”  

那天晚上他们在电话里谈了四五个小时,刘宏博觉得他可以感到家驹很压抑,“家驹觉得这一年多他们受到的限制很多,家驹怕如此做下去,会违背他最初做音乐的心愿。他宁愿选择回到香港做一些自己喜欢做的音乐,哪怕是纯音乐也好。在日本这一段时间,对他整个人来说是一个很大的转变,他觉得自由是何等重要。他觉得作为一个创作人,一定要有一个奔放的心去自由的思考和创作。”  

在黄贯中看来,黄家驹是个比他更敏感的人,黄贯中说那阵子他可以从家驹的字里行间感受到一种落寞,一种不爽。黄贯中记得那是1993年6月左右,他们发行《乐与怒》前后。他回忆到：“那时家驹第一个提出来,不如Beyond先停一阵子吧。他说我觉得好累。我还记得他说,不如我们发了这张专辑,10周年纪念之后,我们做一下自己想做的事。”黄贯中记得很清楚,因为他记得家驹说了“10周年纪念的时候”。Beyond在1983年组建,1993年刚好是乐队成立10周年。“可能我心里面一直不敢讲出来的话,他心里面也一直在想,他甚至可能已经分裂成5个黄家驹了。我很了解这种感觉。但是我没有想到乐队要暂时解散。我想他当时什么都不管了,只想发完专辑后好好休息。”  

但黄家强坚持认为是黄贯中记错了：“他总是在这样讲,我一直很想和他说,家驹不是在93年讲的,是很早以前讲的,大概是89,90年的时候。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创作,他说希望不久的将来,大家有能力的话,每一个人除了Beyond的唱片,都有机会去做自己的唱片。不是家驹一个人去做。他永远在讲家驹很想做一张个人专辑。”家强又重复了一遍：“家驹说的是每一个人都要做。”  

无论如何,转赴日本发展已经有1年半时间,虽然中间偶尔可以回家,也在日本认识了一些朋友,学到了不少音乐上的技巧,但乐队的生活仍然颇为乏味,唱片成绩也平平,而现在他们又要开始参加他们在香港就已深恶痛绝的电视游戏节目。  

刘宏博记得在电话里,他已经可以感受到家驹的身上有了一种“无休止的压力”,他说：“那时候他们开始发唱片（《乐与怒》）了,家驹在电话里说着说着就有点想哭的感觉。在香港这边他累得时候身边有朋友,还有熟悉的环境让他可以松弛下来,在那边他没有,他不是说回到房间就可以静下心来的。”临近通话结束,刘宏博问家驹一会儿去干什么,家驹说一会儿有一个节目要上,“我说你还不休息,他说不行,太多事了。第二天下午他们就打电话说出事了,我也很愕然,那边说是做节目的时候摔下来了,跟我说你赶快过来吧。”  

叶世荣解释说他们之所以参加那个节目,是因为那个节目在日本非常流行,两个日本主持人也都非常有名：“和他们合作,对我们的名气会很有帮助。”可谁也没想到上了那个节目,就发生了意外。  

1993年6月24日,Beyond在东京富士电视台录制名为《南原、内村,想做什么就做什么》的节目时,黄家驹从2.7米高的台上失足跌下,后脑勺着地,当即昏迷。在叶世荣印象中,那几乎是他们第一次做与音乐完全无关的游戏节目。黄贯中则苦笑了一下说：“出事那次大概是除了录音以外,唯一一个有曝光的通告。”   
那年6月底,刘卓辉正好回到香港短暂停留,他从媒体上得知了家驹在日本出事了：“Beyond的朋友们一个个被请上电台做节目,说一些祝福的话。我们当时谁也没想到事情有这么严重,想不到家驹会去世。”

Beyond的朋友们能出力就出力,想尽一切办法帮黄家驹恢复,他们甚至找来了一个气功大师。可惜,谁都没能救活黄家驹。6月30日凌晨黄家驹与世长辞。当时香港的媒体用“悲愤”二字来形容Beyond余下三人的心情。“悲”的情绪不难理解,但“愤”又在哪里？13年后,3个人抛出了9个“为什么”。  

“我们恨自己为什么要过来这边,恨自己为什么要听别人这样,恨自己为什么要玩游戏,不是说过不要玩,为什么又玩？太多太多了。”黄贯中接着又补了一句：“那种愤怒,可能是要是香港好一点,我们就不会走了,我们就不用被卖掉了。”  

黄家强则宁愿出事的是他而不是他的哥哥家驹：“为什么发生在他身上？为什么他那么努力,那么用心去做,却偏偏是他？我宁可去代替他。我不能说后悔,后悔是没用的。但我觉得遗憾,我觉得白白浪费了我们的努力。”  

叶世荣：“为什么家驹要走？为什么上天对我们很不公平,要把他带走？”  


黄家驹的去世,对其余三人的打击不言而喻。Beyond面临的不仅仅是解散的问题,三位成员还有没有勇气再拿起手中的乐器都是问题。  

黄贯中：“这个团不是不能做下去,当然可以做下去,但是,我觉得家驹不在,没有意思,可能有些人会骂我为什么讲这句话,但是是他让我进这个团去弹吉他的,我们有共同的梦想,共同的目标,现在这个人已经不在了。”   

那确实可以算是Beyond最艰难的岁月,黄家强说：“我告诉你,1993年发生事情之后,是阿Paul不想玩,是他想解散,可能是他太激动太伤心吧。他这样说我觉得很伤心。当时我也很乱,我说那好,大家先休息一下吧。”虽然家强也不知道自己还可不可以站起来,但他觉得,作为家驹的弟弟,如果他可以先站起来,其他两个人就没理由站不起来。“是我先打电话给他们。其实我到现在也不是你们想象的那么坚强,基本上是装出来的。我为了他们两个,我说我们要继续下去,虽然你（黄贯中）曾说过要解散,但是我觉得你是太激动才说的。我跟他们说,我们要重新开始,希望你们两个也要振作,我能站起来,为什么你们两个不可以？我不想给他们看到我不行。”

叶世荣：“我们想过这个乐队算了,不做了。每一次在排练中看到他用的乐器,他站的位置,肯定会想到他,很难受的。我们在香港一直都觉得游戏节目不好,我们为了音乐来到日本,结果没想到在日本的游戏节目里,家驹会离开我们。我们有点矛盾。”   

Beyond停了大概半年的时候,在家人的陪伴和歌迷、朋友的鼓励下,他们三个人还是决定坚强地站起来。叶世荣喜欢这样做形容：“就好象一条桌子四条腿,突然断了一条腿,其他三条腿一定要变粗,桌子才可以稳。”  

黄贯中的性格一向敢怒敢言：“我们三个回香港不到两三个月,公司就打电话说,‘你们赶快发专辑了,现在这个时机应该发专辑了’。当时我要是有机枪我就拿出来开杀了。这是人讲的话吗？连我自己现在讲出来都觉得丢脸。《乐与怒》那张的国语版（《海阔天空》）和日本版（《This Is Love 1》）是马上发出来的,出事几天就已经有音乐放出来了——我也记不那么清楚了——我那时怎么还可以在想那种事情？我还可以那样我就不是人了。我那时担心我还能不能拿起这个吉他,我连拿起吉他的力气都没有。”  

Amuse和Beyond的合约为期3年,双方刚刚合作1年半,出版两张专辑,家驹就去世了,1994年的时候Beyond需要再以三人阵容发表一张唱片,完成他们和Amuse的合约。三个人不得不立即开始努力寻找属于“三人Beyond”的路,1994年的时候他们回到日本,发行了《二楼后座》。Amuse给他们的自由度大了很多,并且比较支持他们去做自己喜欢的音乐。叶世荣解释说：“可能是乐队没有灵魂了,希望我们三个尽量表现自己的一些想法。”   

“《二楼后座》之后,Amuse还想和我们签约,但是条件……”黄家强犹豫了一下,显然不想再去回顾那些不开心的历史：“不要再讲了,就是谈不来吧。”   

黄贯中则毫不介意的说了下去：“日本那边在条约上改了一点,希望我们继续签下去,但是条款没有以前好了。因为他们说,你们这个团现在的价值已经不像以前那么高了。要是我那时不是情绪那么低落,我相信那天讲出这句话的人已经要受伤了。真的,以我的脾气……告诉我,谁令我们这样？他们说以前给你10块现在一天只给你5块继续签下去,因为你不值钱了。我真的很生气,我说要签你们签,我不签,我宁愿回香港。”  

叶世荣也觉得他们再留在日本也没什么意思了。“第一日本当时对我们来说是非常伤心的地方,第二因为我们那时很乱,我们应该先回到香港,找到属于三个人共同的方向再往外面跑。”  

在谈了几家香港公司之后,台湾滚石唱片出现了。Amuse是个经纪公司,Beyond在和Amuse合作的时候,粤语版唱片交给香港华纳唱片发行,日本版由Fun House唱片发行,而国语版则交由台湾滚石唱片出版。到1994年之后,Beyond正式加盟滚石唱片,成为其旗下艺人。  

黄贯中：“我宁愿去滚石,起码是一个中国人的地方。谁还愿意呆在日本那个地方？这样都不走的话,我还真不知道自己该怎样活下去。这个时候还可以继续发片继续表演,我觉得我们已经很厉害了。在家驹走后,还可以多撑13年,才宣布我们要停,其实这段路真的熬得很辛苦,寸步为艰,永远活在一个过去的阴影里面,意图逃出去但永远逃不出去,想保持,也不知道怎么保持——分明是不能保持,但是偏要做出来让大家觉得安心,每一步都不能随便,因为怕伤到大家的心。”  

1986年,Beyond自资出版的第一张（磁带）专辑叫做《再见理想》。20年后,叶世荣的口中仍然不断提到理想和理想带给他的矛盾。他最后这样总结他们的日本之行：“非常遗憾。这个遗憾是先给我们一个非常大的理想,然后在寻找这个理想的过程中,家驹离开了。挺矛盾的。”  

黄家强：“如果讲太多对日本的不满的话,对那边也很不公平,我也不知道谁是谁非,可能只是我们那天不应该做那个节目,不做那个节目就不会发生事情,但是谁能预料呢？后来为什么我们不再在日本了？是因为他（家驹）离开了我们,我们觉得应该回来了,不是因为我们没有斗志。我们还是在继续做音乐。”  

作者：《滚石/音像世界》2006.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