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过悲欢岁月 Beyond 细诉来时路[1994年7月19-22日](文/资料)

苏坡坡籽

香港联合报 1994年 7月19日 至 1994年 7月22日

记者: 王中言/报导
(连载一)
家驹走了，梦就这麽碎了……

Beyond失去一起“革命”的音乐夥伴，事隔一年多，心底流血的感觉依然存在。

一年多了，当Ｂｅｙｏｎｄ主唱黄家驹在日本富士电视台遽然坠地。一年多来，事件的过程及心情的转折，Ｂｅｙｏｎｄ的成员没有对外说过，因为每一提起，心底流血的感觉就会袭来。然而，这段艰苦的路，他们还是过来了，在赴台期间与本报记者的促膝长谈中，Ｂｅｙｏｎｄ的笑和泪，终於再也忍不住，倾泄而出。

或许没有人曾经想过，香港这个五光十色，人们提起来有「都会」、「现实都市」、「紧张步调」等等种种反应的地方，却是Ｂｅｙｏｎｄ的「故乡」。很少人会以「故乡」两个字来形容香港的，然而不能否认也不能抹杀的是，「香港」的确是Ｂｅｙｏｎｄ的故乡。

「故乡」令人温暖，「故乡」同样的，也会让人心碎。为了音乐理想，Ｂｅｙｏｎｄ在香港奋斗十年後，决定放弃，转向一个陌生的地方「日本」，然而谁知道，日本却是令Ｂｅｙｏｎｄ更心碎的地方。

在黄贯中这次所写的「Ｐａｒａｄｉｓｅ」一曲中，他声嘶力竭地唱著「可惜，我们的故乡，放不下我们的理想」，令人听了心痛。问他「现在好些了吧，香港可以收留你们的理想了吧」没想到一向坏脾气的他居然瞬时红了眼眶，苦笑著说「放不下、放不下」。「日本人永远不会了解，那次事件对我们和香港来说，不只是失去一个艺人，而是失去了一个音乐的『革命者』和一个时代」。


(连载二)

日本行 夺走家驹的生命

十年来，Ｂｅｙｏｎｄ从地下音乐团体，变成了香港仅存的创作团体，媒体和商业体系所给的关切，寥寥无几，但他们仍是做到拥有固定歌迷，越来越受欢迎，直至爬升到顶尖的地位，引起日本及台湾的注目。

离开故乡，远赴日本，其实并非希冀更多的名利，而是希望有大一些的空间放入故乡容不下的理念。然而，事实和梦想总是相距遥远。「日本的环境也是一样，上节目玩游戏才有露面机会。」於是在妥协中，他们上了电视，在一个台上没有任何安全措施互相大力拥挤，於是，在一阵混乱中，他们以仅学了几个月的日文听到工作人员大叫「有人掉下去了」，当时叶世荣还被压在地板上，黄家强一回头，已没有了哥哥的踪影。

所有的梦，之前在日本一年受训所受的苦，离开香港时还抱持的唯一一点点喜悦的希望，全都在那一秒中凝结，梦，居然那样轻易地碎了。

第一次，Ｂｅｙｏｎｄ愿意回头去面对当天发生的事，第一次他们把心中那埋得好深好深的苦楚，不设防地发泄出来。第一次他们允许自己在外人面前，抚慰受伤的灵魂，因为唯有经历过苦难的淬练，才能得到真理。

「其实我觉得哥哥好像知道他会走的事」家强说。因为有回在录音室家驹曾突然说「我很短命的」，当时家强和贯中还说笑反问他「多短呀？」，家驹顾左右而言他地笑说「四、五十吧」。在出事前几个礼拜，有天家驹又忽然在练习时对著贯中说，「我的吉他统统卖给你」，吉他是吉他手的生命，贯中当时是副「受不了」的样子说「我要你的吉他干嘛」。在出事前一个星期，家强眼皮不停地跳，而抽烟烟头每一只都都掉下来，而且他晚上不能关灯睡觉。

去上节目时，三个大男生就已觉得看其中一个主持「不怎么舒服」，然而那个致命的夜晚，和家驹一起掉下来的就是那位内海先生。主持人因为头上戴了安全帽没有大碍，而家驹，就没那么幸运。

当时的高台上挤满了人，并且要他们互相打闹推挤，而後面的景片又没有足够力量支撑。当他们发觉掉下去的是家驹时，全都冲下去，当时家驹意识还很清醒，眼中流露出害怕的表情，家强一边抱住哥哥直说「没事的，没事的」直到救护车来，家驹的耳中涌出鲜血。然而，到了医院後，他没有再清醒过，经过六天，过世了。

家强原本自己有个乐团，後来才和哥哥的乐团合作，「第一次上台表演发抖没停过」家强常被糗的就是以前和哥哥吵嘴吵不赢就会哭，「他非常会说话，以前我每次很气就哭，後来长大了就不哭了，和他努力地吵」。

ps. 吉他: 结他(guitar)
安全帽: 头盔
乐团: 乐队 (band)
被糗: 被人"瘀"

(连载三)

「二楼後座」有青春的记忆

一直是家驹最疼、最宝贝的家强，不讳言「现在还是会一讲起就难过，不喜欢听别人讲我哥哥，不舒服」在他们兄弟成长的岁月中，家驹还曾救过家强一命。「那时是我七、八岁时，有回去开冰箱结果旁边的风扇漏电，我被电麻站在那里，大哥在前面和朋友打麻将没注意到，刚好家驹从外面回来，还骂我为什么冰箱门开著不关，结果碰到我才知我被电了，赶紧用力踢开我，我想要是他没回来，我可能已被电死罗。」 家驹很疼家强，家强也很习惯有哥哥顶著的日子，失去哥哥，他无法接受，很怕一个人，很怕黑，很愤怒，「没辨法弹吉他、没辨法写歌」，不过，终究是走过来了。哥哥的幽默感，在梦中还是不变，「有次我梦到他，他说头痛，什么都忘记了，我就说记不记得我，我是弟弟家强，结果他说『家强？很普通的名字嘛』让我又气又笑。」

十一年来，失去家驹後，最难面对的就是他们的「二楼後座」，作为练习的ｂａｎｄ房，「二楼後座」有他们青春的笑和泪。 「二楼後座」是Ｂｅｙｏｎｄ自组成以来固定练习的ｂａｎｄ房，这个地方原本是叶世荣父母的一个房产，当时因为乐团缺少练习的地方，叶世荣便佯称自己要结婚，向父母要了其中一间作为练习室，至於场地到手後结婚那档子事，世荣就一路「装糊涂」到今天。

「当时二楼後座旁边还住了一个房客，是在我们进驻前就向我父母租屋的单身汉，因为他很讨厌我们打鼓、弹吉他的很吵，常常和我吵起来，好几次还叫警察来」世荣回忆道。「那个人我们都叫他『老顽固』，很凶的，每次都说『你们这么大了不去做点有意义的事，没出息』，」家强说，当时他们因为练歌几乎已经和那位老顽固翻脸，「常常他都叫警察来，最後警察都和我们很熟了。」 为了解决和老顽固之间的战争，叶世荣还曾经送给老顽固一台小冰箱，但是老顽固冰箱用归用，还是没有私心，照样报警，让Ｂｅｙｏｎｄ觉得很失望，失望到不久後就把冰箱收回来了。

「以前最气的就是常常老顽固在有女生来探班时，都会故意跑出来，因为他每次在家都穿大内裤走来走去不以为意，可是每次都出来吓女生，很受不了」，Ｂｅｙｏｎｄ与老顽固的战争进行了好几年，Ｂｅｙｏｎｄ也从几个中学的小男生逐渐在地下音乐界打出知名度，常常在社区中演出，不过即使有成就了，老顽固依然常常骂他们没出息。 後来才加入的黄贯中，最旱是在念书时帮Ｂｅｙｏｎｄ做演唱会的自制海报而结识他们，在志同道合的情况下而加入乐团，「或许是他们想要我免费做美术设计所以找我吧」黄贯中笑著说。在团体中，黄贯中的个性最强，也最爱恨分明，常常在ｂａｎｄ房下面有歌迷徘徊，有时歌迷之间有纠纷还会打架，有次有歌迷硬要阿Ｐａｕｌ黄贯中下来评理，阿Ｐａｕｌ气了，就说「有本事打架就再打一次给我看，不然我怎么知道谁对谁错」，这种「反面」教育，反而让歌迷知难而退，不再以打架作为吸引他们的方法。
「二楼後座」一直陪伴著他们四个大男生，有次家驹和阿Ｐａｕｌ还装鬼吓大家，弄到其他的团员吓得报警，以为有小偷，家驹和阿Ｐａｕｌ只好快快闪人。太多的回忆在「二楼後座」中上演，当家强、阿Ｐａｕｌ、世荣好不容易又能够面对这个陪伴他们达人生目前三分之一长的时间的地方，不同的是，已没有家驹那些大声的笑以及他每次骂人的回音。於是在香港，他们心碎的故乡，他们推出了「二楼後座」，寻求一种心灵上的救赎。

(连载四)

继续以歌声描绘“天堂”

长大了，沈默了，不变的是对音乐的执著。

四年前，Ｂｅｙｏｎｄ从香港来台发展，当时年轻活泼的四个人和本报记者聊音乐、分享理想，交换了开心的第一印象，而後，Ｂｅｙｏｎｄ来来去去，对音乐执著的态度，不曾改变。如今，三个人的Ｂｅｙｏｎｄ，再一次把自我完整暴露在这里。「觉不觉得我们老了？」贯中问，答案也许是「我们都长大了」。

「我们其实很清楚，每次发行作品，前面都卖得很快，但一达到固定的量就停了，因为喜欢我们东西的人就是那些最忠实的歌迷，我们不必去取悦他们，同样的我们也无需去取悦我们不能吸引的对象」，曾有过歌迷写信给Ｂｅｙｏｎｄ，要求他们在限期内寄上签名照，不然就要变心去喜欢别人，家强果然寄了回信，但依然没有照片，而是附上偶像明星的歌迷会会址，「欢迎支持别人」。

做音乐是一种态度，而非搏取好感，这是Ｂｅｙｏｎｄ的坚持，然而不容易的是，在那样商业挂帅的香港乐坛，他们也走出自己的路，占有非常重要的位子。「朴素的孩子」是他们的写照，在前阵子於香港伊莉莎白体育馆举行的「祝你愉快」演唱会中，在贯中、家强的歌声里，在歌迷呐喊的合唱里，这股愤怒，并不是要证明什么，而是他们很清楚自己选的是一条辛苦的路，一条认真却不讨好的路，但也是一条可以走十一年，而且还可以再走下去的长远的路。

Ｂｅｙｏｎｄ长大了，和以前那个自己做海报、自己筹钱办社区演唱会，自录卡带做「地下发行」，拒绝唱片系统的小孩不同了，他们学会了不再重复诉说理想，变得沈默，不再做愤怒青年，抗议环境的单一及乏味。可是他们并没有背离自己，背离他们眼中音乐该有的纯净感觉，他们的天堂或许遥远，也或许那个时代一辈子都不会真的到来，但他们明白自己的宿命，只有大声唱吧，对於了解或不了解他们音乐的人，他们不卑不亢，如果悲伤，那就唱歌吧，在音乐里，可以找到一切的理由与原因，去面对人生，去继续生活。

再问贯中「香港现在可以放得下你们的理想了吧」，他红了眼说「放不下」，於是忍不住说「别灰心，台湾做你们的故乡好不好」，Ｂｅｙｏｎｄ沈默了，「要放弃自己的故乡是件多痛苦的事」贯中说，「可是在经历过这么多年後，还是一样，容不下除了偶像之外的音乐生命，所以来台湾，也就是另一次希望。」至於台湾，会不会让他们的梦，更接近天堂，长大的Ｂｅｙｏｎｄ没有问，也不急著要答案，只是安静地继续为梦想著色。

「Beyond」的音乐天堂等著他们去创造。